不打圆场·第三期（上）丨祖峰：只是演员，又不只是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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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涯到朱应甲，再到《无名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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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名女孩》演员祖峰

在热播剧集《交锋》中，祖峰饰演了“军情局”特工朱应甲，一个让不少观众回想起当年《潜伏》中的李涯的角色，同样是“坏”，又同样独具魅力，祖峰再次意外地出现在了观众们的讨论当中。

说是意外，但似乎也理所当然，对于从来都不身处娱乐圈中心的祖峰来说，演好一个角色，远比获得热度更重要。在刚刚落幕的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祖峰与他出演的新作《无名女孩》迎来了亚洲首映，也第一次面对了熟悉他的本土观众。
《无名女孩》以90年代为背景，李庚希饰演的女主角从小被送养，辗转不同的家庭，更换不同的名字，被嫌弃、被伤害，同时也被理解和接纳。祖峰在片中饰演女孩的养父王伟强，以一个父亲和成年人的角度见证了这个女孩的经历。
《看电影》在古城平遥和祖峰聊了聊这部备受关注的新片，也聊了聊在突然的热度背后，那个只想演好戏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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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交锋》已经收官了，这次是您在《潜伏》中的李涯之后，时隔18年又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反派。
之前大家对李涯有一种评价，觉得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这一次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定义《交锋》中的朱应甲这个角色，您会怎样去描述它？
朱应甲其实跟李涯虽然有区别，但是还是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那种几乎全身心投入工作，但是又受到周围人排挤的人，这种处境很相似。
只是他们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李涯是在国民政府内部，在寻找阵营里面的漏洞，但是朱应甲所处的是不同的历史背景，是两岸对峙的情况，在攻防平衡的情况下，位置是不一样的。

《交锋》现在有很多讨论，而且现在年轻观众仍然会去看《潜伏》，去谈论李涯这个角色。您这次来平遥，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年轻观众对您的喜爱？
当然，其实之前我就觉得很意外。有很多观众很年轻，他们的父母可能是我的同龄人，甚至比我还小一点，这让我很意外。我说我都已经是老头了，你们追着我干嘛？应该追年轻人，应该追跟他们同年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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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就是角色的魅力。
对，当然我也很幸运，我也很高兴观众能喜欢我，但是其实我跟角色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可能他们喜欢我，是因为我身上有那些角色所带来的光环，如果去掉那些光环，我也跟大家一样是一个平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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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次平遥的新片《无名女孩》，您在片中饰演主角的养父王伟强这个角色，我们看到在整部影片中这个角色没有太多正面的强烈情感冲突的戏份，在拍摄中，您是如何把握这种比较克制的表演节奏？有没有为这个角色特地去设置一些表演细节来表现他的内心冲突？
我们发布会的时候也跟各位朋友聊了一些，因为《无名女孩》的主人公还是这个小女孩，整部影片就是导演用摄影机带着观众，跟着这个女孩辗转了几个家庭。所以周围的这些人、这些周遭环境都是对她造成影响的元素，焦点主要还是在这个女孩身上。
回到我扮演的这个爸爸的角色，其实他们家之前的生活背景是一点点剥离出来的，导演没有一开始告诉观众这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反而给观众留了一个悬念。他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小孩，为什么他的妻子作为妈妈可以接受这个孩子，但这个爸爸却不能接受，而且还跟妻子有一些矛盾，那这个矛盾点在哪儿？

这些都会产生一些悬念，让观众们期待着再往下去看，我觉得这是导演的叙事手法，她在拍之前做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这种叙事方式。所以我们的表演也不能轻易有过多的流露。
还有一方面，从这个角色的过往经历来看，他在自己家庭遭遇变故，失去独生子之后，就把自己的情感的这一道锁锁住了，所以他不太会有那种外露的情绪，就像把自己封在一个壳子里一样。
他妻子试图要打开它，也想了办法，把这个女孩接到家里来，希望她能替代他们亲生的孩子。所以是这个女人一直在试图自救，因为如果这个男人垮了，这个家庭也就垮了，所以她需要自救，但丈夫选择的是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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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结局来看，他还算是接受了，在您看来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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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片的结局看似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但我们能看到最终其实是趋向美好团圆的那个方向的，其实从结局那场戏就能看出来，女儿头一天早上吃早饭，邀请父母去看汇报演出。
妈妈征求爸爸的意见，说我们去看吧，爸爸没有说话，女孩心里就很难受，不提这事儿了，她也决定不参加那演出了。但其实爸爸虽然没有直接答应，但是内心当中可能通过沉淀，也做了决定。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妈妈已经坐在观众席，爸爸最后从那个剧场的门口进去，坐在最后一排，他决定去看女儿的汇报演出，说明他已经打开了，已经接受了。

还有这个女儿的亲生父母找到家里来那场戏，可能有一个机位的镜头没有用，看起来好像他不在，但其实他是在场的，是在靠窗户这边。
因为镜头都是从另一边拍的，就好像没有把他拍进去，但是画外音里面有“我们是她的合法监护人”，这是当时的台词，现在变成画外音了。其实那会儿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女儿，所以才在跟她的亲生父母争。
包括有一些留白的处理，其实是通过画外空间来实现的。像这个女孩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来，坐在楼梯上听见他们俩在屋里吵。其实就是一个画外的空间，镜头就是拍女孩的脸。但是画外音是父母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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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是李庚希的脸，然后声音收进来。
对，是通过这种方式去交代人物关系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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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完剧本的时候，这个故事或者这个角色最触动您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出演这样一个角色呢？
我觉得这个角色戏份虽然不多，但是还是很难，这是其一；第二个就是他的戏份虽然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很完整，因为有人物成长。从一开篇是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角色，然后慢慢地被唤起，再到我们能看到希望，看到最后那个相对比较圆满的结局，整个人物是有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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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这个角色的难度在哪里？
这个难度在于他一直处在矛盾当中，主要是跟这个女儿的关系。其实这个女孩在他们家生活已经好几年了，从八九岁，长到一个中学生那么大。但在这些年当中，他每次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
有一场戏他给女儿贴创可贴，其实这时候他跟孩子已经有一些心灵上的碰撞了。但是这个人同时又不原谅自己，好像我如果对这个孩子好，就意味着我忘掉我亲生的孩子。

所以他又会把自己再拉扯回来，把投出去的情感再收回来，他永远是这么跟自己在打架，也一直打到这个女儿长大了，成为李庚希演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些年，我觉得他是一直在这种来回反复的痛苦当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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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经历了反复的痛苦之后，最后又决定接受这个女儿的契机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时间。一个人接受另一个人的情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他要忘掉过去，也需要一些时间。我们身上的伤疤需要时间让它愈合。
这个男人的妻子做的努力是一方面，眼见着孩子的成长是一方面，在接受这两方面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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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角色，在片场的时候，导演对您的表演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或者分享吗？
我们会有一些讨论，包括每一场戏的效果。其实导演剧本写得还是挺清楚的，但是我们每场怎么去呈现，还是会进一步探讨。
比如有场戏是小女孩在她妈妈要回去的时候，打电话给妈妈说：我要回家，你要来接我。镜头是纵向拍的一个走廊，近景是电话机，在远处是长沙发。
我那个角色坐在长沙发上，然后我听着越听越不对，觉得一开始肯定是妻子瞒着他说这孩子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但其实她已经领养了这个孩子，但是她瞒着自己丈夫。所以他很生气，站起来就拉着妻子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这个是我们当时看景的时候，现场走出来的调度。

我们当时去看这个景，因为那个陈设是那样，剧情里我要跟妻子发飙，这个男人再混蛋，也不可能当着孩子说这事儿，对吧？“你给我把她弄走”“你骗我”什么的，这些话我不能当着孩子讲，但是去哪儿说这事儿呢？肯定是往里走，如果走进房间的话可能是更合适，甚至有可能走进房间关上门是更合适的。但是那没法拍。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我起身拉起这个女人，往镜头深处走。走廊尽头右边是夫妻俩的房间，左边是孩子的房间，再拐过去那边是厨房，所以走到尽头就是在这堵墙的后面。

当时也特别有意思，我把这个调度走出来之后，我们俩是这样一个关系，那边是一堵墙，然后墙的这边可以带着人物关系，夫妻俩能看到孩子，也可以从孩子那儿拍到这边。我们俩影影绰绰地在那个墙后面，我觉得这个镜头还可以把摄影机架到爸爸妈妈这屋，反过去拍也有这层关系。
因为我之前也拍过片、做过导演，2019年的《六欲天》，也来了平遥。所以导演当时就很高兴，说到底是做过导演的，连机位都想好了。

所以有时候根据现场做一些设计。
对，把文字转换成画面，是根据现场的环境，现场的那个气氛，需要做一些调整。因为毕竟阅读文字的时候是一种感受，和电影那个扑面而来的画面给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才需要有电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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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平遥，
和年轻观众的交流过程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喜欢我的朋友们还是更冷静一些，没有那么疯狂。他们相对比较理智，他们会给我写信，其他演员可能也收到过，就是影迷朋友们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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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的手写信，然后递交到您手上？
对，我会阅读他们的一些信件，有的时候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他们都很年轻，有的时候会跟我分享他们刚步入社会的感受，或者说对于未来的想法。我觉得我很荣幸，因为可能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可靠的人，才会跟你分享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