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演员，把自己剧组的投资方，告上了法庭。
一审他赢了，获赔一百九十万。可判决书的墨水还没干，十余家影视公司就联合开了一场声讨会，当场送他四个字——“戏霸”。
这个人叫李保田。《宰相刘罗锅》里的刘墉，《神医喜来乐》里的喜来乐。
今年他八十了。我把这桩二十年前的旧案翻出来，不是替他喊冤。是这案子里藏着一个时间差，我越琢磨，越觉得后背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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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把话说前头：李保田不是没红过，是红得发紫过。
1996年，《宰相刘罗锅》播出。他演的刘墉，背有点驼，心眼极正，跟和珅斗智斗勇。他和张国立、王刚三个人，被观众叫成“铁三角”。那阵子家家户户的电视里，都是他那张皱着眉头、一脸苦相又透着机灵的脸。
我记得小时候跟家里老人一起看，老人指着电视说了句大白话：这人，演得跟真的一样。

《宰相刘罗锅》中，李保田饰演刘墉
人一红，钱就找上门。广告商拎着合同排队来，卖药的、卖酒的、卖保健品的，开价一个比一个高。
他儿子李彧后来粗略算过一笔账：老爷子这辈子推掉的广告，按九十年代的物价算，有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九十年代，什么概念。
李保田回绝的理由，听着特别“轴”——
“我没喝过这个酒，我不能说它好喝。我不懂这个药，我不能说它管用。”他还补了一句，说怕自己天天在广告里露脸，变成一张“广告脸”，往后观众再看他的戏，一看就出戏。
各位，你品品这个逻辑。别人是把名气当提款机，趁着红赶紧提；他是把名气当易碎品，生怕碰一下就碎了。
后来《宰相刘罗锅》要拍续集，投资方拿着钱找来，张国立、王刚都有意向，他翻了两页剧本，两个字：不拍。剧本不行。
送到嘴边的钱，他嫌“不干净”。这样的人，在圈里是要得罪人的。但那会儿谁也没想到，他真正捅马蜂窝，是在九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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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5日，李保田跟北京时代春天文化公司签了一份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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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来的三集是怎么来的？行话叫“注水”——一个镜头能说完的事，剪成三个；一场戏能讲完的情绪，抻成三场。集数一多，卖广告的时段就多，卖给电视台的价钱就高。
在今天这个动辄六七十集的年代，多三集，真不叫事，这是行业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但李保田不干。他两次写书面异议，白纸黑字递过去，原话大意是：后期这种“注水”行为，会严重影响这部剧的艺术水准，必须立刻改。
公司没理他，也没要他签字认可，直接把三十三集的成片送审、播出了。
2006年6月底，李保田一纸诉状，把时代春天告上了法庭，索赔一百九十万：超出三集的酬金九十万，违约金一百万。

《钦差大臣》中，李保田饰演县令钱奎
很多人骂他掉钱眼儿里了，为三集至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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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这桩案子最值得写的地方。请你记住这个时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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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出品方给李保田列了一串“罪名”：说他安插亲戚朋友进剧组，说他看不顺眼的演员就把人家的戏删掉，说他搞特殊、拖延拍摄周期，说他不管后期、不配合宣传。
领头的人撂下一句话：“李保田就是个大戏霸。以后我们绝不跟他合作，也奉劝圈里的朋友，都别再用他。”
会一开完，“戏霸”这顶帽子，算是焊死在他头上了。
各位，看出门道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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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田那边什么反应？就一句话：“大不了，我退出荧屏。”
你可以说他狂。但一个人敢说“大不了退出”，说明他心里那杆秤，比“还能不能在圈里混”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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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篇，不打算把李保田写成一个完人。因为后面的剧情，反转了。
2006年9月21日，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时代春天公司违约，付给李保田酬金九十万、违约金一百万，合计一百九十万；公司反诉索赔两百七十多万，被驳回。
一审，他全胜。
但时代春天不服，上诉了。2007年6月1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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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李保田退给公司三十万，公司付给他多出三集的片酬三十万。一来一回，扯平了。
所以你看，他不是没毛病。后期该配的音他没配，该担的责他没担到底，这一点，终审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我要是只写“他赢了一百九十万”，那是骗你。
但是——请你再看这个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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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业给他的，是十余家公司联名封杀、此后十几年几乎无戏可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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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田自己怎么解释这个“霸”字？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诚实：
“我的毛病就是‘霸’。但这个霸，不是恶霸，是为了质量、为了东西更好，是一种较真。”
较真这种事，本来就有两面。剧组年轻演员老迟到，他不等导演开口，一句“删了他的戏，咱们不用吵架”；为了等群众演员到位，他能让整个剧组干等。你说这是敬业也行，说他难相处，也没冤枉他。
一个人的较真和难相处，往往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